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方法。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展览通过引入裸眼3D、全息影像、AI算法、生成式艺术等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展览的时空限制，增强了受众的沉浸感与互动感，实现了文化资源多维度的传播与共享。当前，技术方法助推博物馆展陈形式创新，多元渠道协同增强传播效果，文化资源整合促进博物馆创新发展与文化传承，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通过技术上的支持与展览载体的集成创新、多向传播体系与技术人才建设的协同优化以及策展理念的革新与受众互动体验的提升等策略，可为博物馆展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借鉴，进而更好地赋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在数字化浪潮下，文化与科技深层次地融合是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关键，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8月，中宣部、科技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层次地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层次地融合，全方面提升文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1]。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方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这为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3]，逐步提升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战略地位。陆续出台的各项规划纲要如《国家文化科学技术创新工程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从宏观战略规划到具体实施举措，逐步推动文化与科技在所有的领域的深层次地融合和深入实践，为文化产业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博物馆作为传承文化、传播思想的重要平台,肩负着繁荣先进文化的时代使命。数字技术的浪潮持续推动博物馆的数字化变革，丰富了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使博物馆突破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文化内容更广泛地传播到全世界。文物作为媒介能够承载文化内涵并传承文明，而同为媒介的数字技术则实现了信息传播、交互增效以及再现和保护文物的功能。博物馆数字展览成为“以文物为主、数字技术为辅”的媒介融合场域，在跨媒介叙事中达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媒介融合是由新媒体及相关因素推动的媒介之间在多个领域相互渗透和交织的现象，主要划分为三个方面的融合——物质层面的融合、操作层面的融合以及理念层面的融合[4]。博物馆展览从传统展陈到数字展示，不仅是文物与数字技术在媒介工具上的融合，也是在策展执行过程中，文化与科技多维融合在意识和理念的全方位深化。媒介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优势堆叠，而是趋向于变革媒介生产方式甚至赋能“媒介化社会”的形成[5]。数字媒介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运用，不仅符合用户当下的媒介使用习惯，拓宽了他们的感知边界，并且发掘出了文物的多样化呈现和文化的深层次传播路径。

  “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浸体验”展为观众打开石窟艺术全新的观赏视角 图源：北京青年报

  在当前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媒介融合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我国博物馆在数字展览中的创新实践做多元化的分析与阐释，探讨博物馆数字展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媒介技术实现文物再现与文化传播的创新路径，进而为文化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参考。

  近年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文化传播模式在政策推动和数字化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迭代式发展。传统的文化传播渠道逐步从单一的线下展示向多渠道数字化传播转型，博物馆也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展览形式从传统的陈列向数字展示与体验转变。当前博物馆数字展览类型可划分为线下实体展览和线上虚拟展览，其中线下实体展览主要是通过增强现实（AR）、幻影成像、360度全息成像以及环幕投影等技术来实现展品的高度呈现；线上虚拟展览则是利用三维图形和虚拟现实技术（VR）将文物和展厅实景再现于虚拟空间[6] 。

  2023年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关于公布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的通知”显示，2021年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6183家，其中国有博物馆4194家、非国有博物馆1989家；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共1218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204家、国家二级博物馆448家、国家三级博物馆566家[7]。国家文物局于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在中国主会场活动中发布的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博物馆备案数量达到6833家，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接待观众12.9亿人次”[8]。从2021年到2023年全国博物馆备案数量的增量中可见，我国博物馆整体数量较多且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博物馆功能日益多样化，国有博物馆占据主导地位且层级分布呈现金字塔结构。因此，本文以国家一级、二级、三级以及未定级的博物馆数字展览作为研究样本，以确保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及结论的普适性。

  表1列举了我国部分博物馆数字展览的名称、所属博物馆级别、数字展览主要是采用的技术方法以及展览开始时间。由表1可知：首先，开展数字展览的博物馆主要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二级、三级与未定级的博物馆开设数字展览项目较少。其次，尽管我国博物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数字化探索实践，将多媒体技术方法逐步应用于博物馆线下数字展览的各项业务中[9]，但博物馆线上数字展览却直到疫情期间才迎来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各博物馆借助新兴技术方法开展了诸多“云展览”等活动[10]，国家文物局也在此期间推出六批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资源以供出行受限的文博爱好者进行“云参观”。从汇总信息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线上数字展览主要有在线展览、数字全景展厅、文物数字化展示、各地博物馆大数据平台等四种形式[11]。最后，从技术方法的使用上能够准确的看出，博物馆普遍采用了数字采集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全息影像、裸眼3D、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AI算法等先进数字技术以增强展览的互动性、沉浸感以及信息呈现的可视化效果。尤其是在数字展览的交互设计中，通过引入互动影像、互动游戏以及多维沉浸式互动技术，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化，进而促进了多感官、全方位的观展体验[12]。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变革影响下，生成艺术（generative art）与算法创作等技术工具的衍生应用催生了艺术文化作品的繁荣发展，在此过程中不仅加速了创作过程的智能化与自动化，还推动了艺术创作形式的多元化与多样化，艺术作品的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数字技术方法不仅是展览的辅助工具，亦成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为展品赋予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与传播路径。博物馆展品与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地融合进一步印证了媒介融合的核心理念，即不同媒介形式的交汇与互补，在提升展览表现力的同时，也显著拓展了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表2对传统展览、线下数字展览以及线上数字展览的核心特征、主要技术方法以及各自的优势、局限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三者在表现形式、传播效果及受众参与度方面的异同。从媒介融合的视角来看，不同媒介形式的结合逐步提升了信息传播效果。传统展览以实物展示和静态文字说明为主，缺少互动性与参与感，受众往往是单向地接受信息；而数字展览则通过整合影像、声音、触觉等多模态的感官体验，借助技术方法增强了展品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实现了内容的升级，提升了互动性与沉浸感，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受众群体范围，同时扩展了博物馆的文化教育与公众服务的功能，为其未来发展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前，媒介融合为我国博物馆数字展览的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文化展示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博物馆积极顺应时代趋势，将数字展览确立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然而此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挑战，亟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及有效应对。

  1.技术手段助推展览形式创新。为突破传统模式对文物展示的局限，博物馆积极引入数字技术应用于策展与展览中，将单向度的传播模式升级为参观者与文物的双向互动，跨越了展览空间、展览内容与展览形式的传播障碍[6]。目前，博物馆实物数字展览使用较多的数字技术最重要的包含巨幕投影、多点触控、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4K超高清等[14]，通过多种数字媒介技术的综合运用，文物被转化、整合成为数据化的元素，在数字展览中以高度互动性的形式呈现。实体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及文化内涵得以释放并触达受众，唤醒受众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从而促进更深层次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2.多元渠道协同增强传播效果。数字媒介技术的普遍应用与深度整合拓宽了博物馆数字展览的传播渠道，通过多元化的媒介传播路径精准触达目标受众，有效扩大了展览的传播覆盖范围，提升了展览的传播效能。博物馆数字展览的传播空间早已突破展厅的物理边界而贯穿于展览前后的宣传工作，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协同来扩展传播的深度向度与涵盖广度。博物馆官网作为展览宣发的重要阵地，在展览预告、展中宣传和展后传播的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移动端电子设备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平台慢慢的变成为核心的传播载体，抖音、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平台已成为博物馆官方发布关于数字展览与文创产品的重要渠道。例如，国家博物馆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浴火重生——巴黎圣母院增强显示沉浸式展览”的相关帖文，详细的介绍文物信息、展览主旨、展览地点、展览时间以及所应用的数字技术，并配以游客参观的照片剪影，以微博平台扩大展览的知名度。湖南博物院则通过抖音平台发布“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展”的短视频，以充满科技感与数字化的视觉体验吸引观众，开展仅两个多月便收获了超20万人次的参观量[15]。平台受众的反馈主要集中于对历史背景和文化知识的深入了解、沉浸式观展体验的强烈感受、情感共鸣与认同感的显著提升以及对未来相关展览的高度期待等方面。

  目前，我国多数博物馆已在官方网站设立了“数字展厅”或“虚拟展厅”模块，利用360度全景、3D建模、高精度三维扫描、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将线下展览内容同步至线上，用户足不出户，便可实现线上观展。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中的“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故宫博物院端门数字馆的线上展览全景以及河南博物院虚拟展厅“泱泱华夏·择中建都”“礼合中国——商周礼乐文明”等线上展览，均借助移动网络载体拓宽了传播渠道，增强了传播影响力。

  3. 文化资源整合促进博物馆创新发展与文化传承。除了通过博物馆官网进行数字展览，“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的建立也有效整合了各大博物馆数字展览资源，将分散的文物汇集到统一的虚拟空间，显著弥补了系列展览的断层现象，促进了文物共享与数字项目的联合开发，实现了资源的优势互补与高效协同，为受众提供了更方便快捷、优质的文化体验[16]。此外，博物馆与科技公司、文化创意企业及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跨界合作，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创新和教育活动的开展，满足了民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助力博物馆多重职能的实现。

  “敦煌不再遥远——从莫高窟到牛首山”数字艺术展在牛首山佛顶宫启幕 图源：敦煌国潮艺术馆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驱动文化业态的一直在升级与转型，两者之间形成了共生共进的内在关系[17]。作为文化业态发展的新范式，博物馆数字展览建立在“文化+科技”这一深层次地融合的新型文化发展理念基础之上[18]，符合文化新业态以科技为驱动、融合新旧业态以及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特征[19]。未来，博物馆在数字展览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应积极贴近文化新业态的导向要求，在技术融合、内容整合以及运营模式等方面不断争取融合创新发展，为文化产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新动力。

  1.技术标准不统一引发的适用性问题。尽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我国博物馆展览效果的提升带来了重要契机，但技术应用领域仍存在标准和规范缺失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数字展览的整体质量与一致性。由于各博物馆在选择数字技术、设备和平台时相对独立，技术方案呈现多样特点，导致展览质量和效果差异较为明显，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阻碍了博物馆间的数字资源共享，限制了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同时，不同数字技术之间潜在的不兼容问题也逐步降低了博物馆在数字展览开发与运营过程中的协同效率与可持续性。技术壁垒不仅对单座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构成制约，也在更大范围内制约了文化资源的协同利用与跨机构整合，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制定行业统一技术标准与规范的紧迫性就更加凸显。此外，在数字技术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博物馆主体容易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过分依赖技术而忽视文化展示与教育功能。

  2.交叉复合型专业人才短缺。文化和科技深层次地融合的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面临人才教育培训成本高、人才流失快、系统性培养不足、人才匹配度低及创新型人才匮乏等问题[20]。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发展，博物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类人才需同时具备博物馆核心业务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能力，才能在策展、设计、开发和运营等环节实现有效协同。然而，当前我国博物馆行业人才结构仍以传统文博专业背景为主，普遍缺乏数字技术领域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导致博物馆在应对数字展览全流程的技术需求时力不从心。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技术人才由于对博物馆业务及相关文化内容的理解较为有限，难以深度参与数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削弱了展览的整体质量与创新特质。不平衡的人才结构成为制约博物馆数字展览的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显得很紧迫。

  3.地方性政策支持不足制约文化与科技深层次地融合。在博物馆数字展览的建设过程中，尽管虚拟现实与沉浸影像技术能够在有限空间内提供一定的沉浸体验，但在更大的空间却难以稳定实现，暴露了技术覆盖性不足及成本限制的问题[21]。当前，文化与科技融合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博物馆数字展览同样受到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资金支持滞后[22]、文化产业协作不力等瓶颈的阻碍。与传统展览较为简单直观的陈列方法不一样，数字展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采购、数字资源采集与整理、平台搭建与维护。然而，许多二级、三级和未定级博物馆由于资金有限，难以为数字展览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撑，导致其在策划、开发及推广方面受限，直接影响到展览质量、受众体验以及文化传播的纵深。此外，数字展览的长期运营同样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如网络带宽扩展和服务器更新维护等，但地方财政支持不足使得部分博物馆难以维持展览的长时间运行，从而限制了其数字化创新的可持续性与长远发展的潜力。

  在“文化+科技”深层次地融合的背景下，我国博物馆的数字展览正逐步向策展与传播一体化方向迈进。媒介融合的理论内涵为数字展览的建设提供了多层次的路径设计框架，尤其在物质融合、操作融合和理念融合三个层面，构建起了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的数字展览发展方案。

  物质层面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基础环节，涵盖了数字技术与展览硬件的协同应用。通过高新数字技术与物理展品的结合呈现，博物馆的展览设计具备了全新的技术上的支持与多样化的展览载体形式，使文化遗产的展陈效果得到非常明显提升。在策划数字展览的过程中，博物馆可引入多种技术方法，将新兴数字技术与文物特征有机融合，以实现展览内容的数字化、多样化与沉浸化发展。

  以我国一级博物馆中的敦煌研究院为例，其在文物保护、研究和传承的各阶段都拥有突出成果。敦煌研究院此前在台北市展出的“绘动敦煌”数字展览中，运用好莱坞动作捕捉技术、全像术制作技术、红外线互动感应技术、浮空投影制作技术等尖端技术手段[23]，生动展现了极富特色的敦煌故事。博物馆开展数字展览的核心目的不仅在于展示藏品的物质性实体，更在于通过文物传播其背后的中华文化，并以此“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在展现的过程中应注意视觉效果的呈现，博物馆可与电影及其他数字技术相关产业机构建立合作，实现技术共享与交流，推动文化信息的高效触达与受众的深入理解。

  在操作层面，媒介融合赋予了博物馆数字展览更加多元的传播优势，有效提升了传播深度与触达广度，满足了受众在多重情境下的个性化需求。博物馆可充分的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多模态、适应性的内容实现展览的广泛宣发。展览的传播策略不应局限于展览举办期间，而应贯穿于展览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前期预热、展中宣传以及后期推广，建构起全链条的传播体系。例如，博物馆可在官网设立“数字展厅”模块，并在线下数字展览中发放智能导览机或配备专业导览员，为不适应数字媒介的受众提供个性化体验，提升受众满意度与展览服务的普适性。

  此外，为响应国家关于“文化+科技”深层次地融合的战略部署，确保传播效果的顺利实现，国家文物局及相关的单位需及时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在设备采购、技术应用、平台使用等方面统筹规划，以提升技术应用的兼容性与可持续性，以此来实现跨博物馆间数字资源的高效共享与协同运作。同时，还需注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确保策展团队可以胜任数字化展览的全流程策划与实施等工作，确保各类平台间的无障碍对接和高效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传播效能。在法律规制层面，相关立法机构在推动博物馆数字展览的建设过程中要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一方面，要制定配套法律和法规以支持文化新业态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化和法治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弥补现有监督管理体系在实时性和适应性上的短缺[24]。

  策展理念的融合不仅体现在策展原则的转变上，还表现在展览形式与内容的持续革新中。博物馆的策展方式应从单向度的“信息传递”转变为互动式的“深度参与”，通过“数字展览+沉浸体验”的结合，依托数字化互动界面、定制化导航与虚拟导览等技术方法，打造超越传统展示模式的互动体验环境，满足受众对展览个性化、场景化的需求。同时，通过与科技公司的合作引入更具创意的展览技术，博物馆方能实现跨界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凸显数字展览的文化传播价值。

  同样关键的是，博物馆背负着社会教育的责任[25]，在设计规划数字展览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青少年受众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以适宜的话语范式与展示方式传递展览主旨与文化内涵，并积极推动“馆校合作”，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融入展览设计中。此外，面对国家二级、三级与未定级博物馆在数字展览领域开展不足的现实，必须警惕地方性文化认同感因传播缺失而削弱的风险。因此要通过数字化、在地性的叙事策略重塑地方文化、重构地方认同[26]，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要积极探索“社区型”文化中心[27]，以地方文化作为“小切口”来观照文化传播的“大方向”。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技术的革新推动着科技领域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也使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本文分析了我国博物馆数字展览的现状，探讨了数字展览在提升博物馆展示功能、增强受众互动体验、拓展受众群体等方面的优势。数字化不仅体现为博物馆展示技术的创新，更是其收藏、展示、教育以及研究职能的重要延伸[28]。数字展览在推广和应用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利用数字媒介技术更好地传承与传播文化、确保数字展览内容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以及如何使其与博物馆的核心职能相契合。这样一些问题构成了博物馆未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议题，亟须深入探索与实践。

  放眼全球局势，文化产业正在慢慢地成为各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杠杆[29]，数字展览作为新型文化业态之一，将为博物馆的国际传播乃至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开辟新的赛道。通过构建全球化的数字平台，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可以跨越国界，走向世界，故而应加强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特别是启动海外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项目，加速推进国家保护单位及馆藏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30]。技术方法的更迭以及受众需求的变化将使得博物馆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媒介融合的进程进一步深化。数字展览将成为文化传播的关键场域与重要阵地，推动博物馆职能的全面升级和发展，进而赋能中华文化“出海又出彩”。

  [1] 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层次地融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2019-08-27.

  [2] 陈可唯.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层次地融合 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专题深思）[N].人民日报,2022-11-22.

  [3] 张艳.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层次地融合 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N].光明日报,2024-08-29.

  [4] 丁柏铨.媒介融合: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

  [5] 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J].国际新闻界,2006(07).

  [6] 李绚丽.数字展示技术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J].中国博物馆,2015(02).

  [9] 赖亭杉.让文物活起来:数字化助力博物馆的融合传播[J].传媒,2022(04).

  [10] 骆晓红.文物数字采集与展示的基本流程探讨——基于良渚博物院文物数字化的建设实践[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03).

  [11] 【网上展览】国家文物局推送第六批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资源[EB/OL].国家文物局官网,2020-03-03.

  [12] 卢润彩,李晓红.博物馆陈列展览数字交互设计探析[J].中国博物馆,2023(02).

  [13] 毛若寒,郑宽,程小芳.博物馆云展览的内涵阐释与发展建议[J].中国博物馆,2023(01).

  [14] 马玉静.试谈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数字媒体技术[J].中国博物馆,2015(04).

  [16] 赵卓.“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展览形态的创新发展[J].中国博物馆,2020(04).

  [17] 郑素侠.科学技术创新与文化业态的演变[J].河南社会科学,2009(03).

  [18] 刘永春,付启元.新型业态视域下的文化跨界融合发展研究——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9(03).

  [19] 郑雷,郑立波,江苏佳.新型文化业态的现状分析及发展的新趋势——以VR、微拍、众筹为例[J].传媒,2017(24).

  [20] 商李.新形势下博物馆人才教育培训问题与对策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4(07).

  [21] 师丹青.大尺度低密度新媒体空间的格式塔设计[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20(07).

  [22] 崔木花.文化与科技融合:内涵、机理、模式及路径探讨[J].科学管理研究,2015(01).

  [23] 陈振旺,樊锦诗.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为例[J].敦煌研究,2016(02).

  [26] 陈霖.重新发现地方:博物馆展览的数字叙事[J].东南学术,2023(04).

  [27] 周墨兰.智造展览:中小博物馆的展示策略及创意旨归[J].中国博物馆,2023(05).

  [28] 单霁翔.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思考[J].中国博物馆,2010(04).

  [29] 郑自立.文化科技融合助推文化产业高水平发展的机理与策略[J].当代经管,2019(02).

  [30] 王一凡,巫蝶,武明月.浅谈移动数字技术在文物对外展览方面的应用[J].中国民族博览,2021(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XXW004）；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212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1MO11）；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2023BSHEDZZ40）

  作者 沈霄，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田乐，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