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举治学佳作、归依学科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自2013年至2023年连续十一年举办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活动，“反映年度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新进展”，“逐步探索建立起广有共识的本学科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22年底、2023年底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优秀论文遴选结果相继揭晓。组委会把从全国197种重点期刊2021年至2022年刊发的4751篇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作为此次遴选文本，通过初选、打分排序和民主协商，最终以集体评议的方式从中各选出20篇优秀论文。

  十年之交的历史节点凸显了两次遴选的意义非同寻常，为系统回顾新闻传播学发展提供了一次宝贵契机。基于第十届和第十一届的两次遴选过程，本文通过挖掘年度研究知识图谱梳理出当前国内学界广泛关注的关键议题和都会存在的知识生产困局，并进一步从个性中提炼共性，为探寻建构我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切片式观察。

  组委会参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确定此次遴选的备选论文来源期刊名录197种。其中：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14种，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等；由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系统主办的综合性社科期刊51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由各高校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110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其他跨学科学术期刊22种，包括《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三位编码员接受培训后，在中国知网按照名录进行分类检索，筛选出新闻传播学相关论文，编码员信度检验为95%。再经标准化处理，最终得到4751篇有效样本，其中2021年2252篇，2022年2499篇。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4751篇样本展开全部文章本式数据挖掘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该方法主要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通过对特定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在知识单元或单元群间的结构、互动、交叉和衍生规律中，探寻该学科发展的全景网络、流变路径及知识拐点。具体执行时按照以下三个步骤展开：

  首先，识别重点词汇，形成数据节点。本文将单篇文献中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为基本挖掘单位，通过分词和词频计算，2021年共得到274个词汇节点，2022年共得到239个词汇节点，并依次进行降序排列。鉴于此次分析样本规模庞大且篇幅较长，根据二八分布定律，分别将这两年的前55个、前48个节点作为能够产生关键影响的高频词汇，发现它们在历时周期上具有相对连贯性，重合率高达65%，同时又在“元宇宙”、“数字新闻”、“智能传播”、“新闻生产”、“可供性”等新维度上形成了知识聚集效应（见表1和表2）。在此基础上，将高频词汇中的前10%界定为显著词汇，最后综合提取出包括“国际传播”、“媒体融合”、“社会化媒体”、“短视频”、“元宇宙”、“媒介化”、“人工智能”、“社会治理”、“话语”、“健康传播”等在内的十大热点主题，反映了全国新闻传播学人的共同旨趣所在。

  其次，计算词对关联，构建共现网络。若两个词汇在同篇文献同出现，则构成共现关系，可建立连边。边的权重代表节点间共现次数，节点中心度的大小表示该节点与不同节点间的边数总和，节点位置远近反映主题间的亲疏关系。一般认为共现度越高，其隐含的主题关联就越紧密，是用以衡量学科议题成熟度和研究规模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LLR对数似然比算法，针对高频词汇构建2021-2022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热点议题的共现网络，共出现1170条连边，网络密度为0.0274，高中心度词汇与高频词汇基本重合（见图1）。

  最后，挖掘聚类主题，凝练知识结构。在共现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法对节点间的相互距离进行计算，将距离较近的散布节点整合为一组独立类团，使得类团内属性相似性最大、类团间属性相似性最小。由此，将庞杂的共词网状关系精简为若干群类关系，便于清晰表达该知识领域的整体结构和主要分支组成。经过对103个高频词汇的聚类分析，共挖掘出2021-2022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的九大研究路径，按照节点规模和平均轮廓的综合取值排序，分别是：“数字劳动”、“数字出版”、“国际传播”、“人工智能”、“媒体融合”、“意识形态”、“数字新闻”、“社会化媒体”和“数字时代”（见图2），各聚类下的高中心度节点见表3。各聚类以节点中心度最高的词汇命名，序号越小表示形成的聚类规模越大。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再次来到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历时性上的内部需要，即学科知识生产条件的单向积累已到达一定高度；也有共时性上的外部要求，即实践环境的重大变迁导致知识生产的互动逻辑重构。

  从知识生产的单向积累看，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呈现出的独特形态，首先由新闻学和传播学一体两面的共融互益进程所形塑。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及至201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届满百年。在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新闻改革大力推行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普及教育的推动下，初步形成了以史、论、业务为三大支柱的较完整学术板块。其次，1982年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问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以此为标志开启了中西传播学者间的正式对线年距离传播学被系统引进中国也走过了四十年。经过逾百年的中外学理滋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到如今中国新闻传播学在知识的自然积累上已达到一定高度，研究队伍不断扩充，原创能力持续强化，成果产出数量可观，较快实现了从舶来到自觉、从依附到独立、从无序到建制的有效转变，为进行新一轮的知识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

  从知识生产所依附的社会场域看，作为典型的实践应用型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演进方向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当前世界加速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实情境传导到新闻传播学的自塑进程中，变化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历史范式的转移，这是进行学科观察的基准所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日盛，在西方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东升西降”和“西强东弱”的局面交织并存，后发国家迎来了社会科学理论突破的机遇期。其次是技术范式的转移，这是激发学科转型的直接因素，能够框定学科拓展的边界所在。新一轮信息革命推动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以及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数字化的经济消费模式勃兴，深刻改变了传受关系的基本形态，让新闻传播现象大有泛化之态，发端于工业社会、擅长中心化和等级制的大众传播学早已力不从心，亟待一套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的学科框架。最后是价值逻辑的转移，这是内嵌于学理之中的意识取向，决定了学科发展的高度所在。受时代所限，早期新闻传播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权力控制色彩，在“黄色小报”窃取个人隐私或帝国主义的冷热战霸权争夺中，都曾扮演过分化甚至撕裂人类社会的角色。尽管“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仍有其兜售市场，但毋庸置疑的是，慢慢的变多的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倡导回归传播本意，主张以和合之道在交流中增理性、在对话中寻共识，而这也理应成为未来学科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

  在知识内外循环的双重压力下，新闻传播学所遵循的原有核心议题和研究范式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发生了质的改变。学科边界急遽拓展的既有现实和学科体系有望重构的未来期待，引发了不少中国学者对于新闻传播学主体性的元问题焦虑，也由此生发出了各项研究支脉。第一重焦虑来自对学科主体性的重新审视，换言之希望回答：新闻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凝练了什么新境界、新视阈、新方法，使其能作为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知识体系存在？它探索的核心问题及问题化路径是什么？第二重焦虑来自国别和区域比较视野下的学术主体性思考，代表问题如：相较西方而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否有其普遍性所指和特殊性内涵？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具备何种特点，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表征分别是什么？应如何加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第三重焦虑来自人本关怀隐忧，即作为一种以体系化的信息传播为取向的实践活动，变动中的新闻传播活动及新闻传播学将怎么样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以此建构社会共识而非撕裂对抗？

  仅从成果体量上就能发现，学界同仁仍在追问的道路上孜孜求索。接下来，组委会邀请了9个专家组34名专家，依据期刊特征在4751篇备选文本中进行等比例推荐，筛选出143篇重要文献，其中2021年度75篇，2022年度68篇，以此作为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的评分来源。因凝聚起了较高的专家共识，这些论文大体反映了这两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高度。在知识图谱挖掘的普遍意义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其中的代表性论文，以提炼出真正具有学理纵深感和前沿引领性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中国新闻业历经艰难转型，早期系统化、相对封闭的强结构式生产模式逐渐被开放、联结、高度易变的弱结构式再生产取代，技术与媒介系统嵌套形成“深度媒介化”产业格局，不确定性焦虑贯穿在传媒层次类型、区域结构和媒介表征的各角落之中。在此影响下，一方面，慢慢的变多的非典型行动者不断“闯入”组织化生产领地，他们灵活、多技能、个体化和非稳定的身份特征，某些特定的程度消融了记者的职业管辖权，新闻实践不再囿于编辑室的固定空间，液态特征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受众原始兴趣经技术激化放大，对感性的渴求很大比例超越了对理性逻辑的追求，传统新闻业倡导超脱主观之外的客观表达与现实不再相适，流量指标成为信息生产和受众触达的主要动力，内容价值也从资讯属性拓展到基于情感关系认同的社群整合。

  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向事实变为了重新理解新闻学的核心语境，也触发了中国学者对于诸多“古老新问题”的反思，其中三个规范性概念之辨占据了主要篇幅：其一密集指涉真实性，它是新闻业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石和发展演化的价值罗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真实都被等同理解为对于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数字时代将新闻生态置于专业化、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三股力量的拉扯当中，若延续老思路，对于诸如“新闻业无法超越私利吗”、“客观性崩溃了吗”、“后真相会消解新闻真实吗”的回答就将捉襟见肘。因此一些学者开始秉持系统思维，尝试在构建多元行动者的平衡网络及其相互间的协作中寻找新答案。其二触及公共性，代表的是对行业发展的应然理想，期待新闻业以记录公共生活和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然而互联网承诺的前台式信息民主图景不仅未如期到来，反而披上新衣继续在后台密谋打转，对透明生产、流程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三关乎公正性，持该视角的学者将新闻正义作为社会公正的本质性组成部分，从道义高度指出当下新闻业应有超越专业性、中介性和过程性之工具局限的勇气，将传播本体转向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良性连接，在谋求共治中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技术变革及其衍生的社会结果加大了新闻学研究的摆动空间和分析难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脱困之道。微观层面，有学者提出“再概念化”路径，认为由于未将视野投向被传统新闻学遮蔽的对象和主体，新闻业依存的特定假设和理念被“陌生化”，为此要将发展敏感化概念作为重新理论化的基础。中观层面，有学者提出“问题和问题化”路径，关注知识对实际问题的提炼、定义和解答能力，认为应该依据理论的不同预设及其被采纳的后果来针对性评价某一学理的存在价值。还有学者通过跨学科知识重构将目光转向更为宏观的新范式发掘上，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引入了媒介转义、科学技术探讨研究、空间性社会理论、物质转向等异质视角，充分显示了新闻传播学作为开放场域的包容度。

  现代新闻传播学理论尽管源自西方，但并不代表为西方所独有，也没有固定化为所谓的普遍真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独特文化、历史和国情，孕育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性特征的在地传播思想、传播制度、传播经验，可供挖掘的资源体量十分庞大。近些年，慢慢的变多中国学者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再现文本经典，参与到传统溯源工作中来。除了以开拓眼光把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具有定位点意义的媒介事件外，该领域研究还肩负着一层更高期待，即在传统思想资源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寻找到一条可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对话路径。

  有三类研究引人注目。第一类研究主要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里寻找基源解释。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它们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具有高度的知识性和思辨性，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如有关言说与天人秩序、政权与民众关系、人际与社会交往、言说与个体存在诸多观念遗产，就体现了秩序优先、价值共识优先、关系调适优先等传播特质雏形，能从认识论层面增益中国传播思想史知识体系。而切口精微的媒介考古学的普及，更是通过回溯先民实践，从事实层面发掘了历史上那些湮没已久、止于想象的媒介物，对回溯传播雏形和拓展华夏传播版图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类研究是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传播活动中广泛汲取经验。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还是义和团运动，信息传播都是近代开展革命工作、团结革命力量的基石所在。在“西学东渐”学术风潮大背景下，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早期报刊政论家展开了近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的首次集中探索。2021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一些关于民国时期代表性报刊的文本制作、传播与流变研究出现，见微知著地反映了革命舆论环境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形塑、政治变局、中西科学谱系分化的复杂交织。更有意识的新闻传播实践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和“赛先生”风靡，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等仁人志士积极投身其中。他们对报刊功能的定位与拓展、对舆论作用的判断与理解、对宣传事业的把握与认知，不仅汇成早期关于中国报学和舆论学的经典论述，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语境，由此成为当代学者的关注点之一。

  第三类研究是梳理总结中国的百年宣传经验。自中国成立起，宣传事业就始终是中国整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值此之际全面回顾党的宣传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进展，构成了本年度重大研究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著。一些学者聚焦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具体探索，如党的早期组织和创党人士以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为牵引影响大批“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者向者的身份转变，如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色中国”书写为沟通中美的纽带帮助中国走入国际社会视野，如形成了以对外反帝反殖、对内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党报党刊双重批判传统。还有学者从全局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展开在地化考量，概括其是超越新闻范畴、连接传媒与政治、联通政党与群众的广义新闻观和政治传播理念，时至今日仍指导着我国主流新闻实践。

  时值百年未有之外部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胶着的内部情势夹击，社情民意经拟态环境放大变形，国内外舆论场暗潮汹涌、跌宕起伏，为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出了诸多紧迫的时代课题。根据论文发表数量统计，国际传播和健康传播成为增量最显著的两个领域。

  在新形势下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方式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成为优先事务。实践层面，国际传播理念一直蕴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政策安排中，七十余年来整体传播形态实现了由“小外宣”到“大外宣”再到“融通中外”的慢慢地过渡。但从1982年被正式引进算起，国际传播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在中国发展不过四十年历程；虽然在数代学人努力下搭建起了基础研究框架，但不论是在理论范式、学术命题还是在价值取向上，它都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知识生产高度。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提出要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顶层驱动下，国际传播开始在2021年掀起研究高潮，随后围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形成了三条主流脉络，以及阐释“俄乌冲突舆论机制”的支线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反复延宕，导致信息疫情（infodemic）在全球舆论场中持续蔓延，健康传播研究进一步受到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信息疫情指大流行病暴发期间，互联网、社会化媒体和别的信息传播工具的使用加剧了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造成加剧个人冒险行动、消解政府权威、破坏科学防疫举措，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后果。为理解该信息环境事实并缓和负面影响，中国学者从健康传播的不同环节给出了解释框架。如关注“话语”，将防疫标语作为社会动员在健康领域的迁移，解析其如何通过修辞语态、暴力符码形塑健康利益共同体；关注“中介”，将二维码作为疫情期间整合社会系统的中枢端口，分析数字媒介如何偶发再造社会机制的动能爆发；关注“心理”，比较信息接触行为怎么样影响个人疫苗接种意愿等。这些都为建设健康社会提供了积极的学理参照。

  从1994年第一位网民上网，到2023年网民规模突破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6.4%，三十年来中国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大力推进。在数字技术嵌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涌现了众多话题与问题，它们无论是在紧迫性和必要性上，还是适用性与创新性上都格外突出，成为本国学者探寻前沿的基点。该领域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指涉“硬件”，即数字平台及其带来的传播新态。平台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和实现多主体需求快速供给的中介力量，正成为网络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原则。平台逻辑之下充斥的大量传播样态激发了学者求新知的动力，他们将目光投向社会化媒体、视频文娱社区、线上问答社区等具象载体，不仅探讨数字化的知识协同生产和公共意义协作建构的可能，还进一步对依附于平台之上的内容生产模式如弹幕展开内容、叙事和话语分析，生成了一批可以洞悉特定群体社会心理的对照文本。但不少文章也点出了繁荣背后的隐忧，网络谣言和辟谣之举的威胁性、“信息茧房”与观念极化、无序网络集体行动、公共理性与宽容共识缺失等都是有待深化的议题。

  其二指涉“软件”，直面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的社会治理难题。从统计数据看，元宇宙毫无疑问是2022年最火热的议题之一，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动技术范式大举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在人工智能广泛嵌入社会结构的今天，技术作为一种实践逻辑融合了社会宏观语境、组织的制度属性、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权力和利益的交叠影响下参与到有差异化的社会博弈过程中。然而，考察媒介技术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的政治经济实践，厘清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再生产间关系的批判性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难点。如何坚守人文主义面向并呈现信息技术与坚守人类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就成了学者难以忘怀的初心。不少学者直面技术乌托邦带来的“囚徒”困境，格外关注算法与社会偏见、机器人与人机伦理、大数据与个体隐私三项议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技术逻辑背后暗含的价值伦理偏向、与人类实践相交互的运作逻辑。

  其三指涉“人”，将“人作为基础设施”，特别对数字场域内的新行动者抱有强烈的人本关怀。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带有明显的主体偏向，对权力组织如政党和政府关注较多，对公众尤其是少数群体和的实践关注不足，尽管草根作为传播主体的重要性已得到肯定，但尚未形成关于“多元主体”的一致性看法。在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的整体语境下，近两年中国学者贡献出了一批极具社会关切的成果：一种路径是通过丰富研究主体而视角“向外”，按照身份划分的不同维度，主要是采用民族志方法，吸纳了网络主播关系劳动、兴趣团体迷群极化、外卖骑手的传播物质性实践、离职媒体人流量游戏等新兴话题，从劳动者的媒介实践角度填充研究图谱，揭示另类数字劳动的新权力本质。另一种路径是通过关注社会而目光“向下”，将底层主体性作为理解中国互联网空间走向的价值基准，围绕性别、阶层、职业等不同社会要素，探寻特定群体与媒介的双向互动关系及其缩小数字鸿沟的努力，典型的有分析残障人士数字化生计、农民工媒介赋权、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互联网使用习惯、乡村女性视频生产与角色困境等。

  时刻保持对学科自身发展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反思与警醒，是决定学科未来迈向何方、行至多远的重要方法。本文进一步整理了34名专家的评审意见，并对牵头专家进行了补充访谈，形成逾万字文字资料。基于文本挖掘结果，发现“问题”、“价值”、“理论”、“逻辑”、“方法”正成为学界共谋的五大要素（见表4）。本文将高频关键词归纳提炼为“科学性规范”、“问题化能力”和“价值性贡献”三个维度，以剖析国内新闻传播学论文当前都会存在的问题，并对什么是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给予一定回答。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学科，新闻传播学主要遵照两种研究传统展开，即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及解释学范式。尽管求知问道的路径有所差异，但每种范式之下均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性科学规范，决定了研究者问题的提出、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取、提炼的方向以及合理性的标准确立等根本问题。这套体系的确立维持了同一学科内部研究的延续性，创造了同行交流的可能空间，最大化保证了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及创新潜能。尽管在与国际学界密切接轨和本土化成长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性规范的“短板效应”仍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

  一是未能形成明确的核心概念。包括：核心概念定义缺失或混乱，对概念内涵、外延及概念间的关系界定不清，概念选取与研究问题不符，概念构成指标不可测量等。例如评审发现，有学者将网络事件随意等同于网络民粹主义，情感变量的提出无可参照的学理依据，所用“传播”概念不符合所述内容的本质特征。二是研究设计不当。一种极端是全篇空对空言说，有论点而无论据，有思辨而无研究，更遑论严谨的方法设计和一手数据；另一种极端是沉迷“炫技”，对丰富数据和模型奇巧的追求远高于对得当性的重视，实质上只是新瓶装旧酒，结果无非是证明了一个常识性问题而已。三是论证过程存在缺陷。不少文章甚至无法清晰阐明自身的研究逻辑，在论据择用上也常常会出现牵强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错误归因、诉诸情感、片面取证、语义模糊等明显逻辑谬误广泛存在，使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四是存有文风乃至学风问题。繁复的用语风格被默认为“流行”，不少文章存在表达晦涩、同类概念堆叠、句子冗长等问题。有评委统计某篇文章中竟出现了330多个带双引号的词汇、短语或句子，“大量不知道的术语串起来段落和全文，宛如幼儿园刚毕业就上博士课”，“掉书袋”之嫌远远超出有效信息表达的正常需要。此前，陈力丹也在年度回顾中提道：“文章的中文水平普遍较差，七八成的文字是无用的啰嗦话或病句。”

  问题是构成学科框架的基础要素，也是扩展学科知识版图的创新基点，一切学术都应是问题化的知识形态呈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主要分三类，即以学术史演进为核心的基础理论性问题研究，以回应社会实践现实为核心的应用性问题研究，以及为最优实现上述两种目标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它们都要求研究者可提供准确且可证伪的学理化回应。问题意识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完整的环节应包括察觉缺陷、界定问题、综合问题、处理问题和验证问题，其水平既受研究者所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也与本人的经验学识、想象力、判断力等因素密不可分。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言，随着“四大奠基者”的离开，大众传播学终将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学术核心问题而走向衰亡。这一忧虑并未因学科的向前推进而得到解决，问题性学术匮乏而学科性学术大行其道，已成为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一。表面上看，这表现为诸多研究者未能发现并提出清晰的研究问题，有的着眼过于宏大，停留在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现象描述和综述阶段，让不少评审专家发出“不知道究竟在研究什么”、“像是在阅读企业的项目开发报告”的困惑。还有的所提为伪命题，无法在逻辑上自恰并举证。

  从深层看则更为严峻。人类使用媒介传递信息的现象古早有之，为何新闻传播作为一种问题化的学理方式，直至20世纪中期才建立起有着非常明显边界的独立学科体系？这说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那时起才真正突破了人类原有的认知版图。相较于哲学、法学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发端的古老学科，新闻传播学无疑在短期内实现了增量上的极大繁荣。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悲观情绪不断蔓延，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就在其名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传播学的危机根源之一在于将学术建制的扩张等同于学科的繁荣，造成了有“术”无“学”的短视局面。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李金铨将这样的一种情况称为“内卷化”，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传播学界流行的议程设置、知识鸿沟、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等诸多概念如今仍大行其道，理论贫瘠状况可想而知。学科边界扩展动力不足同样成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无问题化学术的根源矛盾之一。评委们普遍表示从论文中习得新知的增量不多，尽管不乏设计精巧、方法精致的研究，但因缺乏有价值的问题统领，文章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多数不过是对经典理论的重复、对常识性议题的增补或是对边缘问题的繁复强调。有些问题看似很新，实则是从外国文献转译而来，在国内二次流通并强行成为解释本土现象的工具，对中国学术的精进并无多大助益。近年来诸多学者尝试通过引入跨学科视角和方法，以期打破知识结构趋于单向度的僵局。有研究表明，1946年以来传播学从始至终保持着高于其他社会科学中等水准的开放度，其中超过70%的参考文献都来自其他学科。然而，很多理论昙花一现，未能通过持续对话形成关于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某种内在系统性看法，只是再次证明了施拉姆口中的“伟大的十字路口”之说。

  另一种典型情况是，有的学者别具洞见，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问题，但是运用学理思维对观察到的问题进行连贯描述、解释和表达的能力较弱，既无纵深感的讨论，也没能贡献出从概念化到范畴化和架构化，最后再到普遍化的新理论框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造成了学术价值不大的遗憾。不少研究聚焦于应用对策层面，过于关注现实操作情况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反而忽视了以此为切口真正探索那些能影响学科走向的元问题和真知的可能。有评委不禁感叹“中国新闻传播学已多年未在学理层面取得显著突破了”。而在有限的理论创造中，低浓度、粗放型的知识产能占据了大量篇幅。不少学者将精力集中于宏大命题和历史长周期讨论的高亮“光谱波段”上，缺乏甄别重大命题的长远意识；那些相对冷门、专精、细小的“波段”则无人问津，理论精细化程度远远不足。而后者恰恰可以帮助具体解释新闻传播学内部机理及其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是蕴含巨大创新空间并可以广泛生产理论的地方。

  价值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关键概念，究其原因，在于该领域研究之目的往往并非追求某种现实情境中并不存在的假设，而是揭示看似自然的事实背后所潜藏的社会价值关系、选择及冲突。好比马斯洛需求层次，在一门学科发展初期，出于形成建制化的努力，学者们对于科学性规范和问题化能力的讨论往往更广泛。随着学术地基的夯实，对于更高维度的价值建构需求才逐步显现。学术价值建构本质上是一种选择问题，不仅体现着对研究者需求的某种满足，还隐藏着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图和行为追求，包含了对于“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的评价标准和“未来学术研究应如何展开”的期许。在并不漫长的学科发展史中，不同国家学者曾在相异时间节点上给出过关于学术价值的本土答案，并由此长出了相应的范式大树。比如芝加哥学派秉持的推动“进步运动”和“实践主义”理想，法兰克福学派身处工业社会所坚守的媒介权力关系批判，“南方国家”为平衡全球信息秩序呼吁的反文化霸权主义使命。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正处在从规范性、问题化向价值性转移的接续发展和融合发展过程中，那么更进一步的学术追求和贡献又该如何界定呢？遴选者们十分关注以下三对价值的平衡，并将其内化为了具体的道选标准：

  首先是方法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平衡。改革开放后出于接轨需要，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国际期刊英文一区论文作为临摹对象，特别是在对定量研究的热捧中，企图重新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种全新的研究样态。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做法曾在初期极大增进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进程，从方法论角度提供了一种学科自证可能，对于缓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身份焦虑提供了很大助力。但不少评委提出，在西方学界转而追求思想融合与方法交叉新阶段的今天，对定量方法的盲目跟随致使中国学者无意间走向另一个误区，执着于数据和模型的奇巧，以文害意情况严重，反而忽略了对方法本应导向的真知的求索，也错失了融合多种研究方法的可能。好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或是能够增进本学科知识性探索，或是能够加深对于社会现实情境的学理化理解，如不少评审专家就给出了“比较规范的研究，但价值不够前十”、“比较好的综述，但价值不够前十”的评判。评审专家们都同意：“不选择那些纯粹量化、方法极其规范、挑不出大毛病，但也读不出大成果的论文，更看重质化和量化的协调统筹，而不是停留在‘那又如何’（so what）的文章。”

  其次是本土价值和世界价值的平衡。1981年变局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率先组织召开世界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从事世界新闻研究人员的第一次交流集会。会议鼓励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重启世界新闻研究，将其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次年11月，新闻所又主持了首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也被称为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讨论确立了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学未来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2022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顺应时代需求，提出了“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客观地说，桥接中外始终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快速繁荣壮大的催化因素之一，数代学人在此过程中不仅展现出了兼容并包的广博胸襟，更坚守住了对于学科本土化强烈的自主自觉精神，让不少“旅行概念”（traveling theory）一度得以成为理解中国现实的工具。但刻舟求剑“拿来”的外部理论始终没有办法对本土现实形成长久而充分的解释力，基于过去四十余年的学术引进、吸收、消化和转化经历，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亟需找到一种新的中外融通路径，以将本土经验嵌置于全球传播生态格局中并进行迭代升级。目前这样的尝试似乎仍成效有限，有些学者将外来理论与本土情境混为一谈，或是过于强调本土特性而放弃了对案例普遍性价值的开掘，或是生硬套用他者定义却不见任何中国特有的经验。

  最后是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平衡。实践既是建构学科版图的认识体系，又是将学科体系转化为专业体系之后对于成果的检验体系。如果说学术价值追求的是知识领域的“求真求实”，那么实践价值崇尚的就是在社会领域“经世致用”。从源头上看，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其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知识条件单向累积的结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情境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因此从诞生起就承担着解决实际困惑、回应实践关切、形成决策建议的任务。故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必须在研究解决人类发展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提出有用、能用且管用的成果，脱离了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只能越走越偏。2016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被首次提出，六年后习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寻找到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间的有效链接并达成平衡，既能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对本学科的知识源流和分野做准确把握，又能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对实践问题作出理性回应，明晰本学科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所处的方位和肩负的期待。

  基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现状，为了更好回答新闻传播学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确了“三个面向”的工作方略，把面向学科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作为今后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这一理念在随后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上，被进一步阐发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应遵循的“八真”定律，“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具体而言关注如下领域，分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与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逻辑中的新闻传播学核心概念与范畴、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学科与专业体系等的反思和创新，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国际传播基础理论与实践能力创新研究，互联网传播规律与善治，数字技术与社会福祉。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将继续以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为抓手，期待与学界同仁一起，在持续深化科学性规范和问题化能力的基础上，力争起到价值性引领的作用。

  特别感谢参与第一至第十一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活动的评审专家，他们是（按姓氏音序排列）：卜卫、方勇、胡正荣、黄楚新、季芳芳、季为民、姜飞、雷霞、冷凇、刘利、刘瑞生、刘晓红、刘志明、孟威、钱莲生、孙萍、孙五三、宋小卫、沙垚、时统宇、唐绪军、王凤翔、王怡红、向芬、叶俊、杨斌艳、杨瑞明、殷乐、赵天晓、张丹、张满丽、张化冰、张建珍、曾国华、曾庆香、朱鸿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张彦华参加了论文前期的统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